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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15日，农历腊月十五，星期二，上海，年味渐浓。
此时由于马上就要过年，整个上海已经是渐入春节的时分，大街小巷一片祥和景象，而就在当时上午九时左右，一架B52飞机突然窜入上海市上空，接着无数的传单飘落，市民立即报警，就这样在全体市民帮助下，公安民警共收缴空投反动宣传品一千五百公斤，装了八十麻袋。事后，国务院与公安部责成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公安局针对这些反动宣传品中暴露出的线索，对国民党间谍机关潜伏于上海的特务进行侦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明确指示，要求“迅即查明敌特此次空投反动宣传品的情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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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八日，一辆被草绿色军用帆布蒙得严实的道奇牌十轮军用卡车驶往上海徐汇区建国西路的一幢大楼。这里是当时上海市公安局一处不公开的办公点，军用卡车在大院里停下后，随车几个解放军战士把车上八十麻袋的反动宣传品搬入一间已经腾出的空屋子，这些宣传品将由指定的专家将其分类后进行分析研判。
一月十九日上午，专家向市公安局和情报部门的领导汇报了结果：这些反动宣传品含有“出版物”、 “公开信”、 “传单”、 “资料”、 “标语”等五个大类、总计十五种。所有宣传品使用了比较通俗的措词和行文方式，采用简化汉字印刷，这些传单的“资料”绝大部分是伪造的，但也有几份是真的。上述所有反动宣传品的内容涉及上海市的党政军，以及工业、商业、文教、卫生和公检法等行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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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上海市公安局领导鉴于反动宣传品涉及多个行业系统，案情复杂，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决定组建一支由多部门机构共十七人的专案组，由公安局副局长雷绍典担任组长，政保二处副处长曾振环担任副组长。专案组另外又抽调三名年轻警员负责整理材料和跑腿和外联，专案组成立当晚就与专家一起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主要是听取专家对研判反动宣传品的情况介绍。专案组警察虽然都有着丰富的侦查经验，但由于没有任何线索，因此毫无头绪。
组长雷绍典具有丰富的政保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主持过福建、南京的公安工作，后调来上海出任市公安局副局长。他现在接受上级指令主持“1·15”案件的侦查工作。尽管他之前没有侦办过空投反动宣传品的案件，但这跟以前侦办过的深挖潜伏敌特的案子大同小异。所以，透过现象看本质，专案组要做的无非就是通过周密的调查，找到敌特方面获取这些情报的来源，然后顺藤摸瓜抓到潜伏的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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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专家走后，专案组经讨论达成一致观点：先做好对这些反动宣传品的内容进行分析。需要根据各自的工作特点，分门别类地对这些宣传品进行审读，从内容中找出共同的特点，再围绕这些特点来进行侦查。于是专案组侦查员都集中在建国西路驻地，不分昼夜地进行审读，然后分类。
经过三天的分类，专案组对反动宣传品的综合情况进行了讨论，认为台湾特务机关空投的这些反动宣传品的内容中，尽管大部分属于无中生有的造谣、但也确实有一部分是确凿无疑的真货，其中不少是内部下发的正式文件；有的文件虽是伪造的，但是其中的一些数据是准确的。这些材料，显然是通过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收集的。专案组面临的任务，就是找出收集情报的敌特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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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一日，来自专案组的警察袁亚鹏奉副组长曾振环命令，前往黄浦分局调查，那边可能跟“1·15”案件有关，当时，黄浦分局上报的是一起发生于黄浦江轮渡上的治安案件。十九号下午三点多，延安东路轮渡站门口发生了一起有九人参与的群殴事件。这九人是两伙儿互不相识的青年，都是从浦东上的轮渡。一上轮渡，其中一位在抢到的座位上发现了一个乘客遗忘的蓝色帆布书包，于是就把书包抓在手里，就和自己的东西一样。
他的几个伙伴看见了，寻思见者有份儿，回头上岸后找个地方先把书包里的东西查点一下再说。不想这一幕也被和他们同时登上轮渡而没抢到座位的那几个青年看在眼里，待轮渡在浦西延安东路轮渡站靠岸，两伙人就打了起来，民警后来将把这伙儿打架主儿带到派出所拘留，而后打开那个书包查看，发现里面东西包括：一个中号搪瓷碗，一个长方形铝饭盒，内装金属汤勺一把、毛巾一条、钥匙一串，以及一个红色漆皮封面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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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书包就被暂时存放在延安东路派出所，如果失主到轮渡站挂失，轮渡站的人就让失主到派出所去认领，一位姓丁的警察最后做了登记。当晚，小丁值班，闲得没事，他就把书包里的那个红色漆皮本子拿出来随意翻看。这个本子上记录着杂七杂八的内容，比如有蔬菜、米面、油盐酱醋的价格、购买日期和数量，有购买日用百货的记录，还有购买书籍、订阅报刊的日期、价格，等等，好像一个家庭的记账本子；同时，上面还有电影、戏剧的精彩台词，歌词的记录，以及几月几日跟什么人见面和一些人的生日备忘，一页页翻下去，翻到了一些和铁矿石、焦炭、炉温、密度、转炉等文字混杂在一起的数据。
引起小丁警惕的正是这部分内容，他想起两天前领导开会，传达市局关于最近发生的轰动全市的“1 ·15”案件的，里面说到反动宣传品中的“工业部分”提及上海钢铁行业的一些数据。他寻思这个本子上也记录着似乎跟钢铁厂有关的数据，这是否跟“1·15”案件有关呢？于是，小丁就在第二天在交班后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又报告了分局，下午上班后分局就向专案组打电话说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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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袁亚鹏赶到黄浦分局，听取了情况介绍，仔细查看了那个本子。他对钢厂的术语非常了解。此刻他一看便知，本子上记录的是某家钢厂生产情况的数据，就来了兴趣。他想了想，对小丁说： “你跟轮渡站沟通一下，如果有人询问这个本子，请务必留住那人，并立刻报告派出所或者分局。不管是派出所还是分局，只要接到报告，都必须把那人扣留，然后通知专案组。”
袁亚鹏交代完毕，随即返回专案组驻地，一翻反动宣传品原件，发现上面印着的关于上海钢铁三厂自1956年1月至10月的生产数据跟这个本子上的数据完全一致！随后，组长雷绍典将小丁召到专案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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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15”专案侦查工作中发现的第一条线索，自然受到特别重视。袁亚鹏随后另一名警察侦孙玮钧赶往延安东路轮渡站，找了事发当日处理斗殴的治安警察老曹了解情况。老曹的陈述与之前小丁介绍的情况无异。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来寻找提包。
袁亚鹏和孙玮钧此时又对提包和和里面的东西再次进行排查，两人逐样查看，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最后查看的是那串钥匙，大大小小一共七把，从形状判断，应是司必灵门锁、抽斗或者橱柜门锁、挂锁的钥匙。这些东西，单独看来并无分析价值，可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去考虑，就跟外出旅行联系起来了。因此二人推测提包的主人是一个从外地（包括上海郊区）来上海市区旅行的非上海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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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抵达上海后，购买了这个蓝色书包以及搪瓷碗、饭盒、汤勺、毛巾等简单生活用品，从每把钥匙表面、特别是匙齿横断面的光亮度来看，这些钥匙一直在使用，由此可以推断此人在上海的居住地不是旅馆，而是固定的民房，因为当时的旅馆是由服务员开门的；至于搪瓷碗、饭盒、汤勺、毛巾，推断此人每天外出时需要使用的生活必需品，看来他经常出没于某个或者数个需要自备餐具用餐的单位。
至于那个红色漆皮本子了，从该本子上记载的内容来看，也没有什么，数据都是公开发表的，但警察认为此刻最可疑的情况是：这人为什么在丢失书包后没向轮渡站询问，这一点再加上本子上的数据记载，就不得不使人对其产生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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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亚鹏、孙玮钧向专案组副组长曾振环作了汇报。曾振环听完后立刻说： “这个书包的主人应该是在上钢三厂做临时工作的一个角色，你俩按照这个思路去找人就是！”
次日，袁亚鹏、孙玮钧前往位于浦东周家渡的上钢三厂保卫处。保卫处的忻副处长听完警察介绍了情况后，说看来这人就是在我厂工作的临时工了，经过一番调查，提书包的主人就找到了。此人主名叫刁培清，二十四岁，来自江苏徐州，大学毕业后，受单位指派前来上钢三厂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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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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